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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风生态商务区文化建设是苏州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长风生态商务区文化建设是苏州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苏河文化开发离不开长风开发，长风开发离不开苏河文化。
    为什么说苏河文化开发离不开长风开发？
    首先，长风生态商务区文化旅游品牌建设是当前苏州河文化商贸带开发的主战场。谈到苏州河的文化建设，就要谈到长风。苏州河是我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积淀了灿烂的民族工业文化，涌现出了黄佐卿、吴蕴初、荣宗敬、荣德生、严裕棠、孙多森等一批知名的民族实业家。长风地区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企业陆续落户发展，先后产生了天原化工厂、天厨味精厂等多家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工业企业，成为苏州河沿线民族工业企业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解放后，长风地区规划为北新泾工业区，1959年长风公园建成后，又称长风工业区。在两个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聚了化工、机械、轻工等100多家各类企业，为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企业的产生、发展与变迁的历史。
    长风工业区曾经的辉煌、依稀的历史遗存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苏州河民族工业文化长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长风商务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脉是打造苏州河文化旅游品牌的肥沃土壤。我们已经建成的商标火花博物馆、游艇游船馆，正在积极建设的跨采会展中心、成龙电影艺术馆、海上动漫展示馆、长风景畔广场以及苏州河水上旅游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硬件基础，将体现苏州河畔民族工业历史变迁，成为近现代上海工业发展史的缩影和上海城市和经济发展百年巨变的窗口。
    其次，说苏州河文化建设绕不开长风，还有一个原因：在苏州河普陀段，可供开发的岸线比较有限，目前只有长风还有一定的空间。苏州河21公里岸线，大多数岸线被已建成项目占据，大量住宅小区把苏州河岸线分割开来，可供发展文化产业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21公里岸线，很多地方连建个码头的地方都没有。苏河十八湾，大多数湾只能在船上讲，却不能下去看。没有土地资源，就没有载体，没有载体，苏州河文化发展就没了依托。未来的苏州河文化长廊，也只能是以点带面，而长风生态商务区必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点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长风开发也离不开苏河文化。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苏河文化是长风生态商务区应对外部竞争的重要品牌特色。上海有很多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同质化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长风就面临着虹桥商务区、临空经济区、真如副中心等等商务区的竞争，压力很大。长风要想脱颖而出、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实现商务区的差别化，要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苏州河”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为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更可以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区域软实力，从而使长风在上海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可以说，承续苏州河沿岸民族工业的历史文脉，实现历史与现代、建筑与文化、功能与品位交相辉映，是苏州河畔长风生态商务区开发中必须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
    其次，说长风开发离不开苏河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文化开发也是长风商务区未来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文化产业是具有巨大潜力、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2009年7月22日，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而目前上海人均GDP已经达到11809美元，相当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文化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苏州河文化旅游娱乐产业起点低、发展空间大，未来大有可为。细查长风商务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文化产业开发作为长风的发展方向之一，发挥“苏州河”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加快发展文化会展、旅游娱乐等产业，形成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功能。在长风发展文化旅游娱乐产业，可以与商贸、金融两大功能板块的产业广泛结合，相互促进、快速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园区产业的优化升级。
    总之，苏州河文化发展离不开长风商务区的开发，长风商务区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苏州河文化品牌。我有一个梦想：让长风商务区成为苏州河文化响当当的品牌，让长风商务区成为文化人常来常往的地方。
二、长风品牌文化旅游娱乐功能的发展目标与定位
    “十二五”期间，长风生态商务区的总体功能定位是：以生态环境和功能集聚演绎“生产、生活、生态”主题，打造三大功能板块，即：以跨国采购中心为引领的国际商贸会展板块、以长风景畔广场、“一园十馆”为引领的文化旅游娱乐板块、以“长风金融港”为引领的股权投资和股权管理金融服务板块，把长风建成生态环境优美，文化特色鲜明，功能特征显著，规模企业集聚的总部型、国际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在打造长风文化旅游娱乐功能上，我们的想法是：要依托长风景畔广场和“一园十馆”等公共文化展示场馆，以及沿苏州河2.7公里文化景观绿色长廊，紧扣百年民族工业文脉，以生态建设和文化差异化发展，结合成龙电影艺术馆及星光大道、景畔广场形成苏州河畔的影视娱乐主题，打造“百年工业文明，都市生态旅游”苏州河品牌文化旅游产业功能，全面建设、培育、发展新型的“苏州河”水岸经济和具有工业历史文化特色的商务环境，成为展示上海现代服务业和城市建设新成就的一个窗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重要基地和上海市西部文化旅游娱乐功能集聚地。
三、推进长风品牌文化旅游娱乐功能的思考
    1、借鉴先进开发经验，打造文化旅游娱乐品牌
    放眼四顾众多成功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他们在开发过程中必定结合地域文脉，打造特有的区域品牌，实现扩大影响力的目标。例如“新天地”，以原太平桥石库门文化延续，结合“一大”会址，打造特有的文化旅游娱乐功能板块，在短期内提升区域形象，形成国际吸引力，推动了其他功能快速发展。又如日本横滨旧工业区改造，全日本最高建筑里程碑大厦与明治时代的石造船坞相并列，以“横滨的红砖”闻名的红砖仓库被改造成音乐、电影、戏剧的演出场所和餐饮文化集聚地，实现了独有的文化品牌魅力。
    长风商务区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寻找具有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文化标志，努力打造兼顾历史和景观的“苏州河”水岸都市休闲文化娱乐板块。要结合现有资源，紧扣苏州河百年民族工业文明，推进长风景畔广场和“一园十馆”等项目建设，尽快形成“有玩、有游、有展、有演”的“四有”文化环境，全面培育和发展文化旅游娱乐功能板块，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务环境。
    （长风景畔广场项目原规划为米高梅国际娱乐中心，是以体现好莱坞影视生活、豪华影视娱乐体验为主题的室内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文化问题所作的决定是我们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中央全会专门讨论文化问题，应当说是有党以来第一次，意义深远。六中全会告诚我们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又号召我们要“创立新知”。
如何理解六中全会反复阐述的文化创新，这里说几点学习体会。
               
                  文化的定义决定文化使命
    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生产，也就是包含经济。狭义的文化虽然不包含经济，但是，专指人类精神现象的狭义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因此，可以认为：文化是经济建设的引领和支撑。过去一度流行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是有很大片面性的，是对文化的藐视。为什么不是 “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呢？为什么不可以是经济与文化共同搭台，经济与文化共同唱戏呢？为什么不可以是经济与文化共同搭台，由文化来唱戏呢？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从根本上说，大量的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是基础。基础就是搭台。今天各地拥有的那么多由文化人登上去的舞台、讲台、手术台，都是经济搭的台。苏州河文化自古就是苏州河运输、苏州河码头、苏州河经济搭的台。这无不是是实践使然，无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使然。苏州河的每一朵浪花都是经济与文化辩证关系的璀璨见证。
    介乎广义与狭义之间的文化定义是：文化即社会。英国人类学家R﹒弗思认为：“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假如采用这一“中义”的文化定义，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做出文化是社会建设的导向，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与标志的推论。划分民族不管有多少指标，归纳起来就是文化。正因为文化上有差异，世界上才有大小不等的两千个民族。不重视文化，民族就会失魂落魄。
    我们国家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不过，“高度重视”的“高度”是个可变量。高度没有“顶峰”，高了还可以再高。“四项建设”原来的排序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排序是指导思想的反映。根据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否可以建议把“文化建设”提到政治建设前面呢？这就是：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是社会建设，第三是文化建设，第四是政治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较之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一大转折和进步。在今天仍然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不是也可以进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呢？值得研究。
           文化的功能决定了文化创新的迫切性
    物质生产有生产力。有学者著书立说，大胆地提出文化生产也应该有“文化力”。不管对“文化力”还有多少争论，也不管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
    文化的影响力早就遍及全球，已经走上月球，正在走上星空。谁都知道“科学无国界”，其实包含有科学思想的文化也是无国界的。很多儿童了解安徒生的童话，未必都晓得安徒生出生的那个美丽的小岛，甚至不了解他的祖国的名字。活跃于上个世紀中叶的大秀才胡乔木知道艺术家卓别林，可是，在他1983年的大块文章中却把卓别林的国籍搞错了。“知其姓名，不知其国名”，足以说明文化与文化人的影响力是可越出国界的。尤其是在地球“变小”、“变平”的今天，地球村就是地球文化村。
    文化的凝聚力犹如地心引力。同质文化会使人手拉手，抱成一团。异质文化处理得好，可以互补融合，实现多元一体，力可拔山；处理不当，会导致国家分裂。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文化不同。中国的民族关系之所以坚如磐石，是因为我们共同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56个民族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有文化巨匠，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化增添光彩。
    文化的辐射力是久远的。我们说“物质不灭”，那是指物质以新的结构、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文化既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也会以原有的形式长久存在。庞贝文化消亡了，挖出来以后还是庞贝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公元前三、五千年的事情。祖祖辈辈生活在河姆渡的人并不完全知道他们的史前史。几十年前，人们在河姆渡掘出了祖先灿烂的新石器文化和书本上从不涉猎的木器文化。文化在空间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有始无终，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文化功能的特性要求文化“一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文化的内部矛盾构成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现象。历史是奔腾的长河。因此，文化的特性必然是推陈出新，只能是推陈出新。创新不是自吹自擂，创新必须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但是，前人的成果只能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起点。庞贝文化、河姆渡文化显示了人类祖先的聪明才智，但这决不是要今天的人们回到庞贝文化、河姆渡文化那里去。人类文化的趋势也是推陈出新，长江永远是后浪推前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斯文会扫地，文化有堕落，更有落后。文化不仅不应当原地踏步，而且前进的步伐太慢也会招祸。文化滞后会拖经济的后腿。君不见有多少企业因企业文化落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上不去，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吗？文化如果滞后，文化便失去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崇高地位。清人戴延年说：“推陈出新，饶有别致。”文化只有创新，只有不断地创新，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推动历史生生不息。
    我们一说要“文化创新”，就把“文化创新”归之于某几个人的大声疾呼。殊不知，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任何大声疾呼都是徒劳的。只有在客观条件大体具备时，大声疾呼才是有用的。蒸汽机早在蒸汽机时代到来之前几百、上千年也有人涉猎过，只因经济、社会发展不需要那么大的动力，用不上，所以也就兴旺不起来。到了机器大工业出现，体力不够用了，对动力有了很大需求，蒸汽机才奇迹般发展。大工业呼唤蒸汽机，蒸汽机带出大工业，也同时推动了资本主义文化。网络文化在电脑问世之前，是想象不出的。在人脑需要电脑来延长时，网络文化应运而生。“水到渠成”，水不到，渠不成。水快到时，把渠早点挖好，迎接水的到来，则一定成渠。事物的发展动力在于事物内部矛盾的运动。文化创新也一样，动力源于文化内部矛盾的运动。
    当今中国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五种：一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三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四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五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矛盾。
    如今有些人对矛盾讳莫如深，有点谈虎色变。其实，大可不必。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后汉书?赵典传》里的这句话有重男轻女的烙印，可是撇开这一点，他批评胆小如鼠、无所事事的蛰伏还是可取的。在矛盾面前装聋作哑，是庸人的“不作为”。现在有些人大谈“减少矛盾”，多少有点片面。在任何朝代，矛盾都少不了。矛盾少了，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干什么？问题不在于矛盾的多与少，重要的是敢不敢正视矛盾，会不会化解矛盾。能人可以把对抗性矛盾转化成非对抗性矛盾，无能的人也会把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有本事的人能把涉及全局的矛盾转化成局部矛盾，没有本事的人也会把局部性的矛盾闹腾成全局性的矛盾。矛盾是人才的考场，优胜劣汰。人才是迎着矛盾而生的。原有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新矛盾不是老矛盾的简单重复，即使看起来是简单重复也未必是简单重复。类似老矛盾的新矛盾的出现，是螺旋式上升，是波浪式前进。
    没有外来文化的引进，自然不存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可是，不许外来文化进来，现实吗？可能吗？不许外来文化进来，会不会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呢？曾记否？二十多年前，有几位大人力主只能引进技术，不能引进文化。结果呢？外来文化随着历史的车轮进来了。进来了，就必然同本土文化发生矛盾。随着交流而来的既会是交融，也会有交锋。交锋似乎不是交融，交锋有时也会瞬间转化为交融。有交锋的交融才不是“拿来主义”。“不打不成交嘛！”矛盾既促使人们对外来文化扬弃，也提醒人们对本土文化一分为二。扬弃的过程，一分为二的过程就是提升，就是合二而一。唢呐在中国民间是不可缺少的主要乐器，明代、清代的衙门也多有吹奏。唢呐应当是本土了吧！不！那是早在金元时代就从阿拉伯国家传到中国的。连“唢呐”二字的读音也是阿拉伯语“surna”﹙祖尔纳﹚的译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土的也是外来的，外来的也是本土的。在交流中丰富，在交锋中提升，在交融中传播，这就是文化活动的规律，这也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解放思想”
    “新”与“陈”是对立的统一。要“出新”就难免“推陈”。不“推陈”，算什么“出新”？“推陈”不是推倒，不是数典忘祖，而是仍然承认其历史地位，只是说它不完全适用于今天而已。可是就是这样，你要“推陈”，“陈”还不让你“推”呐！“陈”，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退出历史舞台的。按庄子的说法人死了要开庆祝会，是推陈出新，可是，至今没人听庄子的。因此，要“推陈”很难，首要的是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提法一直在提，从来没有停过。既然如此，为什么钱学森要发出创新型人才怎么这么少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普天同庆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庆时，武汉大学的前校长刘道玉却要发出大学有没有“独上高楼”的独立自由思想的“刘道玉之问”？北钱南刘之问提示我们必须对所谓“解放思想”作一番实事求是的考量。
    实事求是地说，这30多年的突飞猛进，无不归功思想解放。真理标准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也是最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次讨论为后来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铺平了道路。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突破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可能；有了真理标准讨论，才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这是主流。那么支流呢？支流是：在有些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严重缺乏“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些人嘴上“说解放”，骨子里“怕解放”。更有甚者，他抽象地赞成“思想解放”，具体地反对思想解放。人家一拿出具体革新措施，他就暴跳如雷，出来扣大帽子。当然，这些人也有进步，那就是只扣帽子，不打棍子，至少是没有用物理的方法往生理上打棍子。但是，他们毕竟是思想解放的桎梏和枷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解放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文化创新有急有缓，以缓居多；有近有远，以远为主。文化创新可以有计划，又很难有计划。因此，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当然，这个道理有文化的文化人都明白。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有不少是被犬牙交错的评比逼出来的，是被五颜六色的光环诱惑出来的。不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能够把文化创新放在第一位的人是冷静的，是会像居里夫人那样把奖品当作儿童玩具的，决不会为“浮云遮望眼”。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因为有学问的未必都能把官当好。国外固然也有演员当总统的，但是，那是普通演员。武汉市有相声演员当市委宣传部长的，但他大学毕业后没当几天演员。在舞台上演领导演得光彩夺目的人，在台下当领导则说不定是焦头烂额，黯然无色。越是有名，越说明你没时间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有些文化人即使也够当官的料，如果更适合做学问，那也不必去当官，不必看中官员握有的那些资源。那些资源貌似对文化创新有用，要知道那是在“仕而优则学”的特定情况下生出的“权学交易”的怪胎。热衷于当官是文化创新的大敌。孙中山在广州对大学生讲：“你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意味深长！对比我们今天一百多比一的公务员录取率，我们多少有点愧对孙中山。热衷于当官必然是“见佛就拜”，而文化创新恰恰需要《五灯会元》里所提倡的那种“见佛不拜”。李白说得好，“安能低眉斩腰事权贵，叫我不得开心颜”。尽管社会主义的官员不同于李白那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可是，对有封建思想的官员仍然不可低眉斩腰。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现在有些文化成果是空对空。过去是“言必称希腊”，如今不知是不是因为希腊经济不景气了还是别的原因，不少人不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哈佛”。 哈佛大学是不错的，但他毕竟是根据美国需要而办的。尽管它也有燕京学社，可它主要研究中国过去的文化。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借鉴哈佛无论如何也得针对中国实际。脱离实际地讲哈佛，那只能是新版、新译、新信息，而不是创新。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就会逼得你不断回答新问题，不断出新思路。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西汉董仲舒所谓的“诗无达诂”，犯有走极端的毛病。可是，如果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特性看，由于各人的思想修养、社会阅历、艺术感知力以及文学素养不同，对同一作品会有迥然不同的解释，也是能够成立的客观事实。这也说明对文化评价是有相对性和差异性的。面对文化评价的相对性和差异性，文化管理者就不能把自己的认识，乃至于管理层集体的共识当作绝对真理，就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有时也要来一点自以为非。实在不肯自以为非，也不宜把自以为是之“是”强加给别人，更不能给不顺我者以眼色看看。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人说这话不是法国的伏尔泰说的，是英国女作家霍尔说的。不管是谁说的，那怕是叫化子说的，我们也应该赞成这一看法。有人说，伏尔泰表里不一。伏尔泰对他的论敌《文学年代》的创始人弗雷龙就没有宽恕过，更没有“誓死捍卫”过。不仅如此，伏尔泰还走上层路线，给《文学年代》以停刊处理，把弗雷龙解雇。弗雷龙被伏尔泰搞得确实很惨。不错，讲名言的人不践行名言这类怪事是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名言本身也是错误的。讲名言的人不践行名言，我们学习名言的后来人完全可以后来居上，真正做到自觉地尊重差异，真诚地包容多样。还有人说，这名言不好，因为名言被“绝对自由”论者利用过。正确的论断被错误利用的事，历史上比比皆是，万万不可因噎废食。不过，这句名言也并非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建议把名人名言改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支持你把你的说法发表出来，赞成你对我的批评开展反批评。”这才是大将风度，文化自觉。这才是文化创新之正道。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在人际关系中，一定要努力求出最大公约数，    一定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在社会生活中，要求同存异；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是出众，是一改故辙，是另起炉灶，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谬论可能出在少数人身上，真理也可能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文化管理中万万不可处处以多数之“是“”为唯一之“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一方是少数，反对彭德怀的一方是多数，可是，少数的一方是正确的。习仲勋的夫人写道，在批习的“利用小说反党”时，只有邓宝珊等两人替习讨公道。这也无可争辩地证明，即使是政治上的真理有时也会在少数那一边。当然，只要是真理也一定会或迟或早地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而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认识是个过程。毛泽东是在庐山会议六年之后才对彭德怀说：真理也可能在你那一边。
   文化创新的过程是痛苦的，要耐得住寂寞，担得住指责，还要抛得了荣华。文化创新的成果是造福于民族、造福于人类的。为了经济与社会的比翼双飞，愿我们的文化事业日新月异！愿我们都来为中国的文化发展而献身！
    正像中华文化源于黄河文化一样，上海文化源于苏州河文化。文化也像我们的苏州河一样，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普陀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兴旺。我去看了普陀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倍感新鲜，充满着勃勃生机，经济效益、文化效益齐飞。
    苏州河水长流，文化创新永无止境。